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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相對目前規劃的方式，Koolhaas提出了一個廣域然而有幾分模糊的“城市景觀”概念，它試圖組合各個偶然性的和混亂的部分，是一種過程的最終結果而非某個特定平面的產物。城市景觀是低價，快速、可變動的。雖然Koolhaas 還不能解釋清楚誰來引發這種過程，而且自己也沒有參與進去，他似乎認為城市景觀提供了某種聯系性的組織，好比說是肌肉和筋腱，以此來控制城市的建筑骨塊。

　　相信Koolhaas吧，他激發聽眾重新思考他們過去做事情的基礎原則。在會議的問答時間里，一些建筑師對于Koolhaas漠視他們文化背景的論調感到不安，另一些則在他的激進發言中找到了一些真實的東西，并且努力尋找橋梁以填平在目前職業設計方法以及Koolhaas提出的新世界之間的溝壑。

　　Tunney Lee，香港中文大學建筑學教授，一個在自身職業生涯中為東西方文化架過橋的建筑師（回到亞洲前他在美國學習和工作過），同意舊的規劃方式不再適用于今天亞洲的城市了。“諸如標準和規范的規劃要求已經過時了，”他說，“只有象價值這樣的標準還依然適用。”

　　“我們是高密度的社會，”Lee說。他曾強調亞洲高產的水稻栽培比西方的小麥能養活更多的人口，而這種農業經濟對亞洲城市性格的形成有一定的影響。

　　“亞洲人能適當地處理各種沖突，”Lee說，“比如建筑和花園，或者孔儒與老莊的思想。也許全球化與地方化也能和諧地共處。”雖然全球化給城市帶來了某種程度的千篇一律，Lee認為這只是些表面現象。上海也許有從休斯頓或亞特蘭大扒來的摩天大樓，但是在樓里工作著的仍然是說著漢語，過著與德克薩斯人或喬治亞人截然不同的生活。“我們的語言和食物也許會改變，但那是十分緩慢的。亞洲人的風俗習慣不會僅僅因為麥克唐納漢堡包的到來就消失掉。“

　　在估量建筑對某特定地域影響時，實際使用者這個重要因素常常被忽略掉，而人們改變了建筑以至幾年后完全是另一副樣子。溫斯頓·丘吉爾曾經說過：“我們塑造了建筑，它們反過來也改變了我們。“而且人們在承包商完成工程后還不斷地改變建筑：做一些加建，換換飾面材料，打掉內部隔墻，重做室內裝修等等。盡管也許建筑在剛建成時是雷同的，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用各自不同的方式使用著它們，大眾化的東西很快就有了自己的特點。